周鸿祎分享《如何演讲》：不要爹味儿，“不装不端有点二”是关键

开展项目收益债券试点。

从微观经济运行层面上来说，正义的原则则表现得更为具体。《福布斯》由此得出结论称，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亿万富豪最多的国家之一。

因为，在国际上一些当代政治哲学、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文著中，学者们多是从平等与效率的关系来讨论问题，而不是讲公平与效率。如果在市场交易中有人欺行霸市，囤积居奇，缺斤短两，或假冒伪劣，显然有违公平原则，也是非正义的。因为，就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公平与效率，更本就不矛盾。社会选择理论中人们常说的机会平等，恰恰是在这种意义上讲的。以可比价格来计算，中国自1978年以来已保持了一个年平均9.8%的GDP增长速率。

在经济学以及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正义又可分为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自2005年以来，来自国内机构和国际组织的数据均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在0.47以上，超过美国、俄罗斯，更超过印度的0.36，已经接近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这样消费的比例能上升到55%，什么都不变就把人口转到城市来，增长模式改了，国内消费就多了，出口按比例来说就会下降，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是有用的。

看一下统计数字会很清楚，规模以上的国企利润之中，央企占的比重大概92%、93%，规模以上的国企现在还有1万多家，实际上146家就占了90%多，其他1万家国企基本在亏损。在和平年代什么最重要？就是钱怎么花，公共的资源怎么去花。姚洋：是的，特别是在目前这种状况下，4万亿可能是有必要的，因为很快要把经济稳定住。这对老百姓短期来说没有多少好处，但是长期来说对经济增长会有好处。

中性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基础是没有利益集团，现在这样做下去，政府这样深入经济难免会成为利益集团追逐的对象，难免会被利益集团所俘获，甚至在某种层面上，地方政府本身自己变成一个利益集团，因为那么的深入经济，这里有很大的个人利益在里面，像投资我们不说贪污腐败，实际上也有很大的个人动机，要显示他的权利，本身就是成为一个利益集团，我们的中性政府的政治基础，还有社会基础就会丧失。和讯网：我读您的书有一个疑惑，像您说的泛利性政府或者中性政府，它不代表某一部分人的利益，也不追求某一地区的利益，甚至不追求短期利益或者长期利益，这样的话我们来看政府，我们不知道政府在追求什么，不知道它的根本目标是什么？姚洋：正因为它不偏向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就更容易把全社会的利益和全社会的长远利益放在前面，这是一个自然的选择，这并不是说天生就这样的，而是一个自然的选择，是在过去30年特殊的经济条件、社会条件、政治条件下作出的选择。

政府的18万亿主要是举债和讯网：回到现实问题，怎么来看现在财政支出的所谓4万亿和18万亿的问题。我们怎么会突然冒出18万亿？没有那么大的财政收入。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说，我们国家在过去30年是一个较为平等的社会，当然在经济方面我们城乡的差距非常大，但是好的方面，我们在社会方面是比较平等的，没有形成既定的很强大的利益集团，这为我们政府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姚洋/著，格致出版社，2008年10月 内容介绍：本书从制度创新入手介绍中国奇迹中的重要内容--制度变迁，即从国有制为基础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变为基于多元产权制度的市场经济体制。

和讯网：另一点大家会关心的是，由政府来支出这些财政支出的效率是怎样的？姚洋：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和讯网：相关的一些数字也可以看出，最近十几年，一方面随着分税制改革以后，经济增长获得了快速增长，同时中央政府的税收迅速的膨胀，膨胀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80年代，所以才能够在近期迅速的拿出4万亿、18万亿的财政支出。所以总的来说，我还是支持这个计划。另外造成地方和中央之间的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对遏制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机会主义都是有好处的。

姚洋：在经济层面是如何约束这些垄断企业的问题，我们要打破国企垄断，像电信这次改革等于又在加强政府的垄断，《反垄断法》第七条其实就是保护垄断行业的国企，这是很奇怪的，这是有一定问题的。这个书是上海复旦大学新政治研究中心做的一套书的其中一部分，我主要写经济体制改革这部分。

但是我们没有去做，我们没有把人代会的制度做起来。其实回归一下历史，我们主要是两个意识形态的转变，第一个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二个是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两个理论提出来之后都推动了改革。

中国应该把现存的中国移动、中国联通(600050,股吧)、中国电信三家拦腰一断，每家都分成两个公司，一个是网络的，一个是服务的，这样的话造出了三个网络，三家公司去管网络，三家变成运营商之后参与竞争，别人也可以来搞运营服务，终端服务完全放开。虽然农村问题是比较长期的问题，而且是比较深层的问题，表面上直接受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冲击不是那么显著，但是因为它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基础，也会有深层次的影响。这次主要投入到高速铁路，还有城市里面的地铁，所以我想我们城市的基础设施会大大改善。所以我觉得这里是一个误解。姚洋：这个要分析，一些年轻人可能会，比如出来的时候17岁、18岁，在他25岁成家立业之前，可能会有这个想法。我说的专业并不是人大常委会委员们都是专业人士，而是有些办公室的人员不用是人大代表，但是是有专业素养的，帮助分析，为常委会提供报告分析，让常委会来监督。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1.4亿人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结了婚拖家带口的，有一部分人把孩子、家庭都带到城市，还有一部分人由于受到户口的约束，没有办法把家里人带来，孩子只能在老家读书，因为孩子不能在这里升学。这些大的国企受到的冲击小，主要是因为国家在保护，如果没有国家保护他们也会受到冲击。

结合目前4万亿和18万亿的巨额财政投资，姚洋讨论了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和可能的制度变迁方向。我觉得发债的风险太大，我记得在90年代早期前地方政府可以发债，但是后来中央政府把这个权利收了回来，现在又重新提出来发债，我觉得中央政府应该拿出90年代的决心，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因为发债之后没办法控制地方政府财政的。

18万亿是什么概念呢？我们的GDP今年大概达到27万亿，大概是这样的水平，所以18万亿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另外一个是地方分权，地方分权造成地区之间的竞争，这是有好处的。

然而，回到80年代，世界上有几个经济学家会料到中国改革能够有这些成就？谁又料到，中国共产党在保持执政稳定的前提下，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经济体制的自我革命？诸多学者把中国改革的成功归功于渐进主义的改革战略。我觉得土地所有制没有突破不是一个大问题，其实突破又能有多大的影响呢？我自己做农村土地研究十来年，我的经验是，因为我们的土地私有化程度或者说个人化的程度已经相当高了。这套财政分权的解释和您说的泛利性政府的解释之间是否有一些冲突？因为财政分权也许更多强调地方政府的竞争，这样的话中央政府相对来说力量会被削弱，而泛利性政府要求中央政府是大政府，拥有更大的权利。我特别提出中央政府在这里面所起到的作用，我们一般说中国改革成功很重要的因素是地方分权，地方分权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中央层面意识形态的变化，我们的改革有可能会停滞。

这个应该怎么理解呢？后来我用泛利性这个词少一些，都是用中性政府的词多一些。我在这本书里试图以自己的一种方式给中国改革历程的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已经非常多了，我这里最重要的是想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互动写清楚，特别是强调中央政府意识形态的演变在我们制度变迁以及经济改革过程中的作用，这是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的特点。

姚洋：当然地方分权的正面效果有很多，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国家地方分权之后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很多地方分权以后反而出现更坏的效果，比如出现精英和地方政府的联合，还有有些地方政府变得非常的腐败，这种情况在别的国家都发生过。姚洋：所以中央政府要拿出勇气来。

我觉得老做农村问题，在农村里面打转转去找农民的出路是一个坏的选择，中央政府应该出台一个政策，如何让1.4亿进城的农民在城市长期安家，应该有这样的政策。而这次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受到损害最严重的就是这些民营企业。

再往前推一步有没有效果？肯定会有一些。我们来算算帐，比如安徽到长三角多少人，我们按比例必须负担多少土地指标。我们要考虑城市化地区，比如长三角城市化地带、城市化群，珠三角城市化群，想象中国未来的图景就是一大片的城市化地区，其他地方人口相对比较稀疏，肯定是这样的状态。和讯网：有很多学者提出中国这些年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确实是靠成千上亿的农民工做出的艰苦劳动，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而沿海那些民营企业愿意雇用这些农民工，正是因为农民工只愿意很低的福利，他们什么都不要，甚至连《劳动法》规定的要求都不要，就这样卖命的干活。

税收收入今年算下来接近6万亿，去年接近5万亿，今年可能增速会下来一点，再加上非税收入可能有3万亿，满打满算不到9万亿，18万亿从哪里来？不主要是财政收入，主要是举债。实际上看一下私人投资，他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是很有利的方面，因为私人投资要拿自己的钱投资，肯定会关心工程质量，质量坏了怎么回收他的投资呢？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我们现在有点又回到过去习惯于政府投资，政府投资见效快，一个大项目摆上去又好看，很直接，税收也上来了，所以地方政府都爱搞大项目，反面的私人投资就会下降。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到地方政府层面，膨胀到18万亿，这就有一些问题。

对于中国过去30年取得的经济奇迹，姚洋区分了分权性质的地方政府和集权的泛利性政府两种不同的驱动模式。这一轮过去之后下一轮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还需要他们呢？有可能不需要了。